市政基础设施投融资是长期发展问题，而不是当期财政问题，当前财力无法支撑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。市政基础设施领域产生并累积巨额政府债务，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,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应当尊重和顺应城镇化的发展规律。

市政基础设施大多是百年工程，主要构筑物的使用寿命可能长达数百年，涉及几代人的福祉。从各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来看，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高峰期往往集中在一代人约30-40年的时期之内，当代中国人就承担了这份投资建设的重任。

目前，国内大多数地方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的集中、超前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的高峰期，土地等公共资源的价值仍然未能有效提升，产业发展的税收潜力还在孕育之中，居民收入不高支付公用事业使用费的能力有限，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当前财力勉强能够维持公共机构正常运转。

在目前的发展阶段，如果把市政基础设施投融资看成一个当期或短期财政问题，依托当年财力和未来3-5年的财力，以“以收定支、当年平衡”的理念来管理和约束市政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地方政府债务，则直接封杀了国内大多数地方的城市发展权。

考虑市政基础设施的资金平衡，应当放在相关设施全生命周期和城市财力百年变化趋势的长期视角。市政基础设施是一个涉及几代人以百年计的长期发展问题，应当考虑代际公平和成本分担，当前阶段借债搞建设、借新还旧，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客观性。要靠当代人完成如此巨量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回收和债务偿还，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。

市政基础设施领域产生并累积巨额政府债务，是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。依靠简单粗暴的政策文件进行封堵和倒逼，违背常识与逻辑，不是解决问题的合适方式。特别是国内处于城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差异很大，用同样的财政指标和偿债能力指标进行一刀切，更是对欠发达地区的蛮横封杀，会造成区域发展的差距的进一步加大。

从财政角度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核心要务有三：一是要建立起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，让地方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实现中长期平衡，并辅之以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，可以依托地方政府信用筹集低成本资金；二是应当落实地方政府的偿债责任机制，坚决打破“中央政府兜底、全民买单”的死循环，落实省级政府对辖区内的政府债务负总责的机制，防止形成系统性的财政与金融风险；三是落实对欠发达地区补短板、还欠账的针对性的支持性财政政策，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。